核心提示：君权与相权是中国古代皇权体制中最惹人注目的一对恒常存在的矛盾。一方面，以天下之大，即使皇帝他老人家再怎么英明伟大，明摆着也应付不了一大摊子的军政大事，所以他肯定要指派一个能干的丞相，并以他为整个官僚机构的首脑；另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又只讲君权，不讲其他权利，从理论上说天下都是皇帝一个人的，其他人包括...
君权与相权是中国古代皇权体制中最惹人注目的一对恒常存在的矛盾。一方面，以天下之大，即使皇帝他老人家再怎么英明伟大，明摆着也应付不了一大摊子的军政大事，所以他肯定要指派一个能干的丞相，并以他为整个官僚机构的首脑；另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又只讲君权，不讲其他权利，从理论上说天下都是皇帝一个人的，其他人包括丞相的权利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到明清更从名义上取消宰相制度，代之以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见了皇帝从形式上都要矮三分，要跪地，要口称“奴才——”然后才能说事儿。
其实，在先秦以前，君臣共同治理国家，君权十分有限。西周末年共和行政，人臣摄代其君，国人并没有表示出天崩地坼的忧虑之情。无君而不乱，是当时相权重而君权轻的结果。只要官僚系统运转正常，即使没有权力中心，国事也不会受到太多影响。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和夏代，有很多贤君名相的追忆。相传尧舜禹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挑选合适而能干的辅政大臣。尧为了考察舜是否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贤德，费尽周折，舜则经过努力，通过层层考验由平民成为尧晚期的权力中枢，最后成为圣王。禹也经历了类似的经过，由辅政大臣成为圣王。吕思勉先生指出三代“古人居丧，一切不事事，古嗣君亦然也。君而可以三年不事事，可见是时君位所系，未若后世之重。君位而可以他人摄代三年，可见是时君臣相去之不甚远矣。”（《中国制度史》269页）商代的开国宰相伊尹，就因为商朝的第二代国君行事不端而将其放逐在外三年，待其改错以后才把他接回来让其重新复位。西周的开国功臣——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在武王死后代成王摄政，所行使的也不过是丞相的权力。虽然成王接位后对其有所猜忌，但因为周公的行事恭谨与成王的明于事理，最终没有演成什么悲剧。
宰相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管仲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宰相。到了战国时期，宰相的职位在各个诸侯国都建立了起来。 。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是连结政治制度各部分的中心环节。 丞相作为官称，始于秦国，后来也被他国采用。
汉初至武帝时为鼎盛期。在秦统一中国、实行丞相制度后，相权日强。到西汉初期，宰相的权力更是迅速膨胀，并很快达到鼎盛时期。丞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与当时的皇权基本上处于平等状态。但就在君相“坐而论道”之时，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由于相权的膨胀使皇权受到威胁，在宰相制度走向鼎盛的汉朝，宰相已从一相发展到三公。其演变的特点是：（1）宰相人数多变。从西汉前期1人，到西汉后期和东汉时三公皆为宰相。（2）办事机构庞大。汉朝设丞相府（相国府），三公并相时期，宰相办公处称为“三府”：丞相府、大司马府、大司空府。最后改定为太尉府、司徒府和司空府。西汉丞相府属员多达300多人。（3）职责权限大。西汉时期宰相的职责无所不统、无所不包，几乎参与所有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还掌握选用官吏、总领百官朝议和奏事、执行诛罚、主管郡国上计与考课、封驳与谏诤等权，还有一定的立法、司法和军事权。在两汉时期，宰相涉权之广、职权之重，是后代宰相无法比拟的。（4）出身杂。由于两汉选官途径广泛，宰相出身也杂，从布衣到宗室，各种出身都有。（5）相权开始受到皇权的制约，其主要措施就是提高尚书台地位。
魏晋至宋为调整期:
两汉时期，由于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迅速暴露，宰相制度很快便进入调整期。调整的核心是，皇权不断集中，相权不断被分割。但不同的君王有不同的特点和喜好，控制相权也就有不同的办法，因而宰相权力时而强化，时而又被弱化。第一次调整开始于汉武帝时期内外朝的设立，皇帝开始靠身边的心腹办事机构控制相权，但心腹办事机构日渐坐大后，又形成一个实际的行政中心，分割甚至取代了相权，最后形成了互相消长的内外朝。在进入调整期后，宰相制也屡有变化，最重要的是多相并存、三省出现。 曹魏时，凡任录尚书事、尚书令及尚书仆射者，便成为宰相，执掌政柄，但这时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在名义上仍不失为宰相之号。至两晋时期，中书监、令便取代了宰相的职位。宋齐梁陈并相沿袭。这时所谓宰相，除录尚书事、尚书令、仆射及中书监、令外，还有侍中。北魏、北齐时，因魏晋以来的门下省逐渐发展起来，侍中权柄尤重。后周改制，以大冢宰为宰相，不久又置左右丞相。隋朝废三公，三省长官为相，称为“真宰相”。
唐朝前期确立三省制，中后期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制。唐朝是宰相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宰相机构之变化与宰相名称之多变均较复杂。三省制度是在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逐渐形成的，到唐朝才真正得以确立。在唐代的中枢机构中，真正握有实权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是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长官称尚书令，左、右仆射为之副。中书省是秉承皇帝意旨掌管国家机要大事、发布政令的机构，其长官称中书令。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其长官称侍中。凡朝廷有军国大事，则中书出令（决策），门下封驳（审议），尚书受而行之（执行）。所以人们也简称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审议机构。又因尚书省下设有六部，故习称“三省六部制”。
唐初右仆射加“知政事”身份，参加政事堂会议，也是宰相。中书令迁右仆射，不加“知政事”亦为宰相。李世民继位后，尚书省的左、右仆射与侍中、中书令均成为宰相。从贞观元年起，以他官预宰相事便经常出现。一是以资格较浅的官员加“参议朝政”、“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专典机密”、“参议得失”等名号而预宰相事；二是给一些资格较老的元勋功臣加“平章事”或“同三品”名号，使其可以继续预闻宰相事务。
宋朝正副宰相同设，多相并行，编制也不固定，目的是分散相权。北宋沿袭唐代后期制度，设置中书门下省。在北宋前期，中书门下的长官为正宰相，亦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后来参知政事与正宰相基本无差别，使正宰相事权更为分散。宋太宗后，一相四参或二相二参是常事。
元至清末为衰落期。因为宰相制度无论怎样调整，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所以从元朝开始，宰相制度便进入衰亡期。金朝罢中书、门下两省，实行一省制，以尚书省总揽政务。元朝开始是一省多相制，后改为两省多相制，又以中书省取代尚书省.
明朝从废丞相到实行内阁制。废除宰相制后，相权被分于六部，国柄则集于皇帝一身。明成祖时，在洪武年间设立殿阁的基础上正式设立内阁。阁臣权力虽比宰相权力小得多，但人们还是习惯把阁臣看成宰相。
清朝从三院长官到内阁大学士，再到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内阁政务大臣，宰相权力日趋淡化，皇帝集权则达到极点。而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中国古代的宰相制也终于走到它的历史尽头。
从整个历史的进程看，在君权与相权这一对矛盾中，君权是一路高歌猛进，而相权并无什么招架之力，如前所述，中国式的皇权制度在理论上全是为君权开绿灯的，所谓“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另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的土地和人口都是皇帝一人的私家财产，该怎么欺负你又有什么好说的！这是整个的政治文化背景使然。先秦的孟子还发表过“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这样的看法，但就是亚圣这点可怜的呐喊到了朱元璋那里也给从儒家经典里删出去了。所以，为臣的若要保持自己的一点尊严，似乎只有谋反和篡权一途：因为你要想安安生生地做你的丞相，似乎是不可能的。像明朝的中兴之臣张居正，在世时权势熏天，甚至可以用眼睛瞪皇帝，但在死后也免不了遭到“反攻倒算”的下场，给家人带来无尽的灾难。还有雍正手下的陕甘总督，先是年羹尧，后是岳忠琪，均为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但其结局却是前者被赐死，后者被判一个斩监候。
总之，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领域，皇帝和丞相经常被比做现代公司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而在公司各方面的重重关系中这两位主要人物也经常处于一种微妙的权利平衡游戏，其中的学问着实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