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小康社会昭示的理念是：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从以官政为本转向以民生为本，从耗散发展模式转向和谐发展模式，从而真正转变单纯依靠以经济的增长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观念，改变以对财富的追求和持有来回答人生本质意义的观念。通过对全面的、均衡的小康社会所需要具备的文化环境、物质资源和制度条件观察，进而探究全面建设现代小康社会所面临的困难与出路,可以更好地理解全面小康的真实内涵。
关键词：线性发展观 文化支持 资源基础 制度构建 困境与出路
新一届中央政府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发展目标及其思路是中国社会在自身演进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中所进行的一次新的自我超越，其中既含有对民族传统社会理念的继承与思考，也含有对革命本身及其三十年的社会实践价值取向的反思与总结，更是对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自身变革的一次历史性梳理，同时也是对经济全球化所推动的人类历史变迁的一次中国式的新回应。小康社会昭示的理念是：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从以官政为本转向以民生为本，从耗散发展模式转向和谐发展模式，从而真正转变单纯依靠以经济的增长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观念，改变以对财富的追求和持有来回答人生本质意义的观念。传统发展思路所造就历史负债已经促使我们从其引致的人文精神和政治理念败坏的苦果中觉醒过来，但是作为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的药方究竟如何开出，需要我们从学术理念上做出全面而深入的解析，既需要对传统理念进行检讨，也需要进行新的拓展和构建；既需要对具体目标、措施、途径、手段、步骤进行学理的研究，也需要从价值理念、目标取向等规范性问题上进行梳理和检视.本文旨在探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并力图给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向性建议。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困难主要表现在文化观念、物质资源、制度构建以及时间漫长性的考验，除内在的困难，还存在外部的国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挑战。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着文化挑战
首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路和目标，其价值背景体现了对现代化的苏联范式和西方范式的扬弃，力图回归经济发展的初始目的和原意义，即无论哪一种经济或社会发展模式都必须是人的发展，人的解放，所以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无不以文化价值为最后的依归，而文化资源的核心则是伦理观照，顺此推衍伦理观照以公平正义的诉求为基准。西方经济社会发展观基本上秉承“天人相分”的思路，主要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人定胜天”的文化逻辑，由此衍生出西方社会由生产性社会不断地向消费性社会的转变，并进而通过资本和市场的逻辑使全球资源进入生产和消费。1972年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丹尼斯·米都斯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一份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对西方发展观提出了实证性的批判(1)。此后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的杰里米·里夫金和特德·霍华德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对热力学第二定律赋予哲学意义，从而系统地批判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线性发展观不仅展现出了人类创造的智慧，而且也引出了将人类导向持续消退、衰竭的结局，即导向“热寂”状态(2)。这实际上是以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为表征的文化的死亡，西方思想界对此早有深刻的隐忧，但是资本的逻辑所创造的自身的文化逻辑似乎比发现问题揭露问题的批判性文化的逻辑更加强大，所以西方世界的资本只能加紧对全球资源和市场的占有，特别在高端的知识产权市场上垄断与封杀我们的发展空间。
由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当认清我们以什么样的文化理念为依归，要选择内外有别的文化策略，对内要确保财富分配的公正性和消费的适度性，要正视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已经显露出的“消费性”社会的弊病。我们的文化媒体和教育机构正在变得无所适从，尤其是作为政府媒体失去了自己应有的责任，在政绩观、发展观、消费观上一以贯之地传达着线性思路和无限增长模式。表面上看，线性发展观和无限增长模式似乎和市场机制构成生生不息、无限循环的关系，但是资源转化为财富与价值的链条最终断裂，那就是诸如石油、煤炭、钢铁等战略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大国在外层空间进行技术争夺战，实际上是意图建立对资源危机的预警机制。单从国内消费品的升级换代就已经显露出欲望的无限增长，电视机、私家车、电脑等高档耐用消费品的升级换代加速资源的耗竭，因而我们深感需要一流的教育和高端的自主技术是解决资源地段消耗的根本出路。如果我们不能在技术上占领制高点，就不可能在产品和市场上占领制高点，最终只能是资源的浪费，因为用同量甚至更多的资源、材料、人力成本制造出技术含量很低的低端产品，而且市场的格局最终演变为核心产品与周边产品、高新技术与产品加工之间的“剪刀差”。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研究发展的文化观念，由此确立科学的教育观、经济观、政绩观、发展观以及消费观念和生态观念，特别是要解决线性发展观和泛政治意识形态两大文化痼疾。
面临五十年来和最近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缺乏伦理观照所累积的风险，亟待纠正传统发展战略重经济增长轻社会进步、重经济增量轻经济质量与效益、重地方经济的全面开发轻环境质量和社会成本等一系列粗放式发展方式所引发的问题。如前所述，我们的发展观的确存在根本性的缺陷：（1）经济发展过程中，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帐；改革开放以后，只算经济账，不算社会帐；本能地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问题引向意识形态，以至邓小平不得不提出“不争论”，强调意识形态，不讲经济规律，其深刻的文化根源就是缺乏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2）经济发展中的形式主义、长官意志、逼民致“富”等等就其本质说根本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官位服务。官本位文化严重地侵蚀着党政官员和公民的精神世界，它导致市场环境和转型时期缺陷性制度沦为社会上层的利益集团共谋利益的工具，革命并未真正彻底地解决官本位文化的毒瘤，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复活。（3）经济生活中将GDP的增长等同于经济社会的发展，GDP指数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代价和增长方式，不能衡量经济的社会绩效，无法体现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实际的国民财富以及资源的配置效率，更不能说明公民对生活的满意度以及财富收入分配的公正水平，也无法说明社会的失业水平和民众的幸福水平。因而线性发展观非但没有弥合城乡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且加剧了社会生活的失衡，经济的增长没有促使公共服务、应急保障、社会普遍的公平感得到更大的提升。
其次，全面建设既要继承传统文化优秀成果，也要检讨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影响。纵观中国历史进程，由于没有确立个人财产和个人权利的法律，不会形成个人本位的文化，很难真正激发个体创造的自由。进一步将也就无从构建也不可能构建“民治”的制度，所以不可能真正形成“民享”、“民有”的社会，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痼疾。传统的乡土中国不存在人身自由、利益独立的个体，但是每一个个体都从属于家族共同体或者“单位”，具有明显的人身依附特征，这一状况呈现自身所特有的二重性：一方面不利于个体创造性、主动性的发挥；另一方面却在严酷的自然和经济环境中能够保障家族成员的基本生存。由此家庭或家族共同体基于共同祖先的血缘而建立伦理关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色，基于家族共同体和现实的制度与技术来构想的传统小康理念需要检讨和重构。全面建设均衡的小康社会，首先面临与发展伦理观照相关联的文化观念革新，首先要确立个体权利意识和主体人格意识，为公民个人创造性地发挥和人力资源的配置提供伦理的支持，把个人创造力和民族的凝聚力两个方面真正地融合起来，的确不能靠简单的政策、行政命令和意识形态的生硬灌输。我们认为中国的确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化的全面创新是一件审慎、复杂和艰巨的工程，涉及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西方文化的新的整合与再造，我们相信这是一场深刻的真正的文化革命，决定民族的未来前程甚至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同时我们必须构筑应付国际资源竞争压力的文化策略，因为经济竞争的背后必须有舆论与听众的竞争，即话语权的竞争，而话语权的争夺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能否赢得道义，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认真解决国内的人权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争取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和舆论压力，要求西方大国在世界资源的使用上承担更多伦理责任和法律责任，构建世界公共资源共享和各国共同发展的文化和理论，同时尽快解决我们意识形态和文化发展上存在的问题，减少国际意识形态环境对我们的敌意，使国际社会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包容与和平的本色。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着生产性战略资源和保障公共服务所需要的物质资源供给不足的挑战
从中国本身资源条件和所处国际资源分配地位看，中国不具备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化、消费性社会以及公共服务所需要的战略性资源条件和物质基础。我们的现实国情正是温家宝总理的“乘除法”所揭示的客观事实，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很小(3)。温家宝总理的“乘除法”，足以使我们清醒、客观地认识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面临的艰巨任务。
（1）人口、资源、生态和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以及分工地位等都是我国经济走向世界的制约性条件，如何将经济发展的劣势转化为优势，关键是靠技术、管理和产品与服务的质量。笔者认为依靠资源来发展经济的思路是不可靠的，固然包括资本和劳动在内的一切要素都在形成财富，但创造财富的只有智慧和创造力，而一切智慧通过技术、知识、管理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形成个人和社会财富，所以生产的全部要素起决定要素的应当是知识性要素，我们要出口的是我们的聪明才智而不是全部的资源，要以最小量的静态资源凝结最大量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从而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否则我们资源无法既无法承担小康社会的内需要求，也无法承担国际市场需求。面对现实，从经济总量的绝对值与人均量的相对值做一个国际的比较，支持如此庞大的经济供给与需求的资源基础非常脆弱。
单就私家轿车消费为例，如果中国户均轿车达到美国水平，3.76亿户家庭将拥有8.28亿辆轿车，若按平均每百公里耗油2.38升计算，户均轿车耗油量将会达到19.7亿公升，将促使我国经济发展高风险化，形成了能源资源的严重依附局面(4)。今后20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铜等矿产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5倍，其中石油需求缺口超过60亿吨。而迫于环保和舆论的压力，中国煤炭年产量已由过去的13亿吨减少到现在的9亿吨。(5)中国从1993年起成为石油进口国，并且进口量逐年增加。2000年共进口原油和成品油7000万吨，预计2010年会增加到1亿吨，2020年将增至2亿吨。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对国际石油的依赖程度将从目前的20%升至40%。美国能源部发布的《国际能源展望》预测，中国在未来20年，石油进口量将达到日均740万桶，相当于整个欧洲的日进口量。届时中国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6)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发展要达到发达国家的生产和生活的绝对水平，缺乏足够的资源支持条件，因而小康社会发展思路是对传统“赶超发达国家”战略的超越和矫正。
根据《世界发展报告》亚洲地区能源使用情况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能源消耗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库存出现短缺并渐趋严重，专家预计到二十一世纪中叶能源供应告急，不仅如此，而且根据世界银行对亚洲地区资源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我国商业能源使用总量（以石油当量计算）从1980年的593109千吨增加到1996年的1096800千吨，人均使用量从1980年的604千克到1996年的902千克，而每千克能源使用所产生的GDP（1985年美元计算），从1980年的0.3提高到1996年的0.7，而世界平均水平从1980年到1996年基本维持在3.2左右，日本从1980年的9.3提高到1996年的10.5的水平(7)。作为一个资源约束型国家，能源的同比消耗所能产生的经济收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约束：一方面是资源的匮乏和人均资源的严重不足，一方面存在着资源、能源无收益的消耗，其根源在于资源不能资本化和市场化，从而导致过度使用和过度消耗。
根据1998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的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显示，在制度既定的条件下，无论是自由市场还是政府计划都必须以组织和利用资源来创造财富或效用为使命，因而世界经济竞争最后落实在对资源的占有、使用和市值的实现上，无论是传统的制造业还是新型的高科技产业无不将技术、资本和劳动物化在物质对象之中，因而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的争夺依然存在，不过他们更多地以资本和技术为表征，当然本人并不是说只要拥有原始的资源就有了可以竞争的资本，但本人赞成没有资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竞争实力，因为“知识之毛”不能没有“资源之皮”而独立存在并实现其价值。
我们从人均消费量以及耐用消费品的人均消费量看，如果意欲和发达国家等量齐观，必然导致资源消耗畸高，除却其他条件，人口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制约条件，立足我国的现实国情，唯一的选择是发展战略目标必须冷静而现实的目标选择。我们认为娱乐工业所倡导的消费性社会及其文化必然造成社会性、整体性的资源耗散，实际上是“繁华的过剩”与“工业化垃圾的堆积”构成了本质的同一性，是我们通过不断升级的物质消费来消解我们精神的饥渴，如果我们一味地随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路径推进，单就城市化所带的物质消费就可以压断现代化的最后的脊梁。
具体应当着眼于摒弃僵化的“极左”意识形态的束缚，最大限度地调动和保障社会民众的创造力和投资信心，此其一。真正转变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施政、政绩观念，从机械的线性发展思路转向多元化的科学发展思路，政府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建设，而不是经济建设，政府要创造科学利用、有效使用资源的发展思路，此其二。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制定《资源能源节约法》、修改《资源环境保护法》，政府和各级法院必须依法贯彻和实施资源、能源法律法规，各级法院监督资源能源法规的执行，国家建立节能技术的激励机制，要扭转重视学历教育轻视应用技术教育和职业技术的培训的局面，此其三。转变人们的传统生活观念，重物质消费轻精神消费，重有形财富积累轻环境质量，重经济生活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参与和创造。我认为从资源禀赋的约束性角度看，小康社会发展思路的转型是从浪漫大跃进的思路向理性回归的产物，其中体现和反映出中央政府执政思路日渐成熟。
（2）从中国的国际资源的利用、分享、竞争能力及其所处位置看，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序列中处于上升位置，但我们还没有能力真正争夺国际资源，尤其是在战略资源方面的竞争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自八九风波以来，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基本奉行对华遏制战略，从老布什、克林顿到小布什，美国逐步加紧完成对世界上战略性物质资源的战略性控制，由于意识形态的敌意和利益较量，中国不断地尝试外交战略的转型，开始奉行柔性利益外交，将国际道义、国际秩序、国家利益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实现成功突围，通过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和市场空间，不仅为国际资本提供获利的空间，而且为民族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和管理创新的空间。
中国最需要开发的最具潜力价值的资源则是人力资源，需要通过20年时间来大幅度提升民众素质，从全面提升从制造业、农业到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能力，这需要全面革新教育，我们需要将人力资源的劣势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资源优势，因为一切物质资源只有通过人的智慧和技术才能转化为财富，只有通过制度建设将我国社会公众的创造力释放出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哈罗德·德姆塞茨说：“资源初始禀赋的差异会从各个部落的不同制度和技术变化中产生获利的机会……一旦经济发展并持续时，初始禀赋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力就会减弱。”(8)其根源有二：首先，经济内生因素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角色，其内生因素的作用主要是智慧传递、科学创造和物质投资的增加而实现，从而降低经济发展对资源初始禀赋的依赖程度。其次，经济发展的持续会降低物质禀赋从产地转移的真实成本，从而使资源使用地或加工地成功地降低了对初始资源产地的深度依赖，德姆塞茨的观点有很好的现实标本：日本作为一个资源禀赋匮乏的国家，其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不是资源禀赋而制度，或者更严谨地说，从历史过程看，先是资源，而后是技术和制度。从重要性看，第一是制度，第二是技术，第三才是资源。由此可见，中国资源优势在于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的优势只有通过制度才能变成技术资本和管理才干。
（3）人力资源的培养依赖于教育以及教育制度的革新，因而当前最紧迫的是投资实用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其前提是有二：首先，通过立法促进中小民营经济的发展，修改和废除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不合理管制，并实行平等的国民待遇，不但实行对外开放而且必须实行对内开放，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其次，重新检讨人力资源低价格的竞争战略。根据关志雄先生的分析，低工资并不等同于高竞争力，否则孟加拉、索马里等人力工资水平低于中国其竞争力应比中国更高，跨国公司在中国国内的投资就应该更加集中于落后的西部内陆地区，而不是沿海地区。但事实上并没有出现我们期望的倾向。因此，在判断竞争力的时候，至少必须综合劳动生产率因素加以考虑。也就是说，在那些工资相对生产率而言比较便宜的国家，竞争力很强，而在工资很低但生产率更低的国家，竞争力反而很弱。(9)笔者认为长期的低工资水平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造就一时的出口增长和外汇收入增长，另一方面长期压抑产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从而压抑消费的增长。
通过观察上述资料能够发现：工资与生产率之间存在着一种递增的关系，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工资水平越高。表明发达国家由于生产率水平高，国际竞争力强，工资水平也高，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率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工资水平也低。由此显见在生产率代表的“绝对优势”方面，中国大大地落后美、日、韩三国，甚至比印度还低，明显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10)
在此情况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选择则只能专注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工序。由于中国在农村地区拥有丰富的剩余劳动力，即使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也不会出现工资水平上升压力，因此该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可见的将来仍能维持其竞争力。但是对于中国企业和经济整体结构而言，只要产业竞争力不得不依赖于低工资，中国就不可能在产品规格、品牌和核心技术等具有高附加值领域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工业强国”，必将因低工资延缓产业升级和经济起飞，抑制全面的、均衡的小康社会的建设步伐。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着制度性支持条件革新的挑战
小康社会发展战略的提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的第三次根本转变。第一次是通过暴力革命试图解决社会公正和人民民主问题，社会发展乃至经济发展的思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政治斗争和上层建筑的反复运动意欲实现经济发展。第二次是通过经济建设单兵突进的方式力图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但是瘸腿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创造了持续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可是单纯经济改革和发展所带来的收益不能实现社会帕雷托最优状态，即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文化资源不断联姻，公共权力不断地非程序化地进入私人领域，甚至通过“程序”合法化地深入公共领域，以获得不正当的经济利益，地方基层政治权力与民众的疏离，社会阶层逐步分化、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改革的收益更多地流向强势力量，由于我国实行渐进式改革，引致积弊久拖未决，日甚一日。全面的均衡的小康社会蓝图的实现必面临制度创新和体制重构的困难与挑战。
第三次施政战略的巨变已经显露出来的趋势与方向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发展战略，集中蕴含在“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中，胡锦涛同志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体现出中国的现代化与文化传统的整合，体现出世界与民族的融合，革命的正义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博爱与仁义共存于政府的行动价值理念之中，力图挣脱偏狭意识形态的羁绊，第三次变革蕴涵丰富，具有极大的变革空间，特别是制度创新和再造的空间。
1．正是源于对危机预警和纾解的需要，每一次制度变革都是带来社会的巨大进步，菲利普·基弗（Philip·Keefer）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发展政策的核心”(11)。制度作为一种行为约束，尤其是良好的产权制度安排可以制约机会主义、防范敲诈、政府腐败以及保障财产安全，提高公众投资和追求资产增值的心理预期。中国目前的现实选择应当尽快确立正式的产权制度保护，而要减少非正式制度安排和过多的随意变更的政策性措施，政府需要通过正式的法律制度管理社会和经济事务，依法规范公共权力的活动和行为方式及程序，特别是应当尽快建立完善的公私一体平等的产权保护制度，并建议从法律上解决公有资本与民有民营资本平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问题，从而保证民间投资和民间经济的活跃，才能真正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奠定制度性的支持条件。
2．国家制度的关键功能：一是解决市场主体之间的合约纠纷；二是对政府官员掠夺私人产权的权利从内部施加审查。如果非正式制度（熟人、师生、同僚、朋友、老乡、上级、长辈的情面和压力；宗族以及邻里的乡议、舆论等）长期发挥作用，虽然我们不否定非正式制度在初始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也不否定它现在依然具有的重要影响，但是非正式制度的确存在其致命的缺陷和不足，它不能有效地阻止犯罪(12)，不能全面地保护一切市场主体，也不能对一切潜在的市场参与者实行普惠待遇，它只能是一种片面最惠待遇，本质上是一种与市场交易平等精神相悖的东西，它不是构筑市场竞争规则的良性材料。我国目前计划经济时代的等级供给制度和片面的产权保护制度，在市场经济时代沦为少数人获益的制度，并在计划与市场的空白或过渡地带，它作为不合市场规律的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在导致经济投机活动泛滥成灾，正在敲诈全体公民的“国有资产”和民营部门的自有资本。由此我们认为合理的产权制度和国家功能的转变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基底性”制度。
3．如何使少数人利用的制度转变为绝大多数人普遍利用的制度，这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其意义正如玛丽·M·雪莉（Mary·M·Shirley）所言：之于经济发展能产生两个后果，首先是更多的人利用普惠的制度增加了交易量，发挥了规模经济和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其他经济效应，正式的制度以非正式制度所不能及的方式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其次是正式制度的普遍利用可遏制和避免收入分配的不公正(13)。根据凯弗和奈克1997年的解释，正式制度甚至可以解释为一个社会相互信任的程度和民间合作的水平，因而正式制度成为非正式制度的指示器，从而使个人特别是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监视和审查，从而提高全社会的信用度，最终建立文明的社会秩序。由此我深信，中国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开展制度建设工作。
第一、重建产权理论，改革产权制度，形成混合特征的产权制度，确立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权法律框架。特别是从制度上注意保护民族企业和民营企业，防范跨国公司和大型国有公司相互联盟导致中小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避免民国政府时代的历史重演，否则国强民富的“小康社会”不过只是一个政治梦想。
第二、解决制度建设中规范化与形式化、公正观念与关系观念、制度规则与潜规则之间的矛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遭遇的制度性和文化性难题。一切正式的现代制度往往针对政府权力及其官员行为活动的约束性规则，但是由于受皇权专制政治“权、术、势”的影响，社会上普遍存在以破坏制度谋取私利或集团利益的机会主义倾向，以致非正式的制度——潜规则[2]成为真正发挥作用的制度。
而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引进、移植、借鉴和自行创设许多成文的正式行为约束，如果在制度设计中缺乏必要的宪政性安排以保证成文的正式制度的贯彻实施，则有可能会导致牟利的冒险行为和机会主义再次控制并毁坏制度运作机制，促使公共制度和公共权力逐步被个人或利益集团所俘获。一切正式的约束、规章都可因个别的偶然的需要而通融、优惠、特例、变通，或因利益结构的改变而改变或被放弃。最终确立的制度完全成为一纸空文，从约束政府行为演变为恫吓草根民众的武器。
第三、从目前的趋势看，我国存在确立现代制度的内生性条件，存在着社会制度全面演进的可能，关键看社会中民众如何与利益集团、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形成良性互动程序和机制，建立可重复进行的正博弈关系，建立利益协商法治和民主渠道。中国目前同时并存着制度变迁的三种可能的方式：
（2）根据熊皮特的创新理论，我们可以将制度演进理解为对旧的制度组合进行创造性的破坏，从而形成制度要素的新组合，新旧制度之间通过一破一立的方式实现新的转换。
（3）由于时间的推移导致境遇的变化，从而要求政策革新，政策的革新促使境遇和政
第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社会成员结构来看，应当是形成一个庞大的收入较丰、文化素质较高的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依靠他们保持社会创造的活力。但是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并不在于民众的知识水平、个人能力及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一种制度安排是扩张民众的生活权利的空间，还是控制民众生活权利的空间，甚至于剥夺民众个人生活权利的空间。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是防民、限民而不是解放民众，还民众以创造的自由，个人原初的禀赋根本无法转化为实现自我价值的人力资源，也无法转化为国家的竞争力，其结果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如果无法从制度上确保政府不与民争利，政府就会抑制公民生活权利，公共权力就会任意侵夺个人创造财富的空间，那么中产阶层社会就不可能形成！这就是中国中产阶层社会形成的最大障碍与困难，也是全面的小康社会的最大难题。(15)因而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技术论证的确是必要的，但是制度建设才是根本性、战略性问题，而制度建设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解放民众和能否建立有限的责任政府。如果从工业化和现代化历史的辩证的意义上观察，小康社会所展现的经济、政治伦理和生态领域的人文关照正是中国历史进化的自然逻辑，也是世界（西方）现代化的总体历史进化图谱的先在性与合法性，实际上我们不得不面对市场自身逻辑和政府计划逻辑的线性发展观的沉重遗产，这份遗产背后的元素实际上首先是人道关怀的缺失，发展目的的缺失，其次是我们对现代化存在理解和准备上的不足，我们只关注物质层面的冒进，而不关注精神层面人文关照，这是线性、一元化机械历史发展观的必然结果。再次是制度自然演进文化观念的缺失，中国长达两千年的政府主导型社会，但并没有产生科学的理性的政治治理理论，我们重视人的道德作用和经验以及人际关系而轻视关注人的命运的制度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