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建立了丞相制度。“相”的本意是辅助。战国后期，“相”逐渐成为百官之长，尊称为“相国”，出土器物中多见“相邦”，可能是避讳刘邦名而改称。“宰相”在古代大多数时期不是正式官名，而是一位或数位最高行政长官的总称。君相之间关系的发展有一个过程。
秦始皇用李斯为相，但李斯深知自己的位置。一次，秦始皇在一山上俯见李斯的车骑队伍滚滚而过，他很不高兴。李斯知道后马上减少了随从。秦始皇大怒，追问左右是谁向李斯透露了消息，但没人敢承认，于是当时在左右者一律被处死。这说明丞相对皇帝小心谨慎，皇帝对丞相也存戒心。
汉初的丞相一般由功臣担任，君相关系还不是主仆关系。曹参为相时整日喝酒，无所事事。汉惠帝不满，曹参竟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而不改初衷。汉文帝时，宠臣邓通对丞相申屠嘉礼意怠慢，丞相告之皇帝说：“陛下幸爱群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这是在维护自己的地位。汉武帝时，形成“内朝”与丞相为首的“外朝”相制衡，汉武帝死前又用外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为内
朝之主，丞相权力才低落。
贞观年间的君相关系是少见的。在一般情况下，皇帝不能越过三省直接发号施令、指挥政事。三省在制度上对皇权的制约，是建立在对历代兴亡教训的认识基础上，是为了避免君主独裁造成的失误。秦汉时的丞相更多地表现为皇帝的助手，而唐初则更多地表现为政府的负责人。在三省六部制中，政权的中心是政府而不是皇帝个人，皇帝实际上成为政府的最高负责人。
宋代的君相关系在向主仆关系转变。开宝年间，吴越王钱亻叔遣使贿赂赵普。宋太祖得知后却说：“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意思是说，他们为宰相主事呢，大权在我手里。在赵匡胤的意识中丞相视同私人幕僚谋士。
明代废丞相之举史书谈论较多。实际上，明朝的君臣已经表现出主奴色彩，无论丞相还是首辅，以至于群臣都已处于极端弱势地位。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可以滥杀无辜，殃及70多岁的老丞相李善长。朱棣杀朝臣的凶狠也不亚于其父，张居正权倾一时，死后也被抄家。有明一代，皇帝当众羞辱国家官员的事比比皆是。正德元年（1506），朝臣因皇帝逐正直大臣刘健、谢迁而集体请命，有21人遭廷杖。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要南巡，群臣劝阻，有107人因此被罚跪午门外5天，然后廷杖，共打死15人。嘉靖初年大礼仪，廷臣因反对而遭杖有134人，死17人。廷仗原来不脱衣，还盖上厚绵重毡，武宗朝以后去衣露股，被杖者血肉横飞，以致当场毙命。有明一代，只知尊君，不知礼臣，如何能容丞相分权？究其原因，总的来说，古代前期，国家官吏有着较强的贵族背景，能够保持一定的政治独立性，能与皇帝共存、共治。宋代以来，科举制度成为官僚阶层产生的主渠道。官僚的出身日益平民化，缺乏对抗皇权的社会基础。官僚们的权力来自皇帝，对皇帝有一定的依附性，地位随之下降，更缺乏与皇权抗衡的实力。加之理学宣扬的忠君爱国等道德情操，竟然使明代出现皇帝愈是暴虐无道，臣下以道事君之风愈炽。纵然遭廷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为维护封建道德而不惜个人人格，看来悲壮，其实可悲。
到了清朝，实际上没有了丞相。皇帝借助官僚体系，最终实现了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整个官僚体系，或者说所有官员，都是在辅佐皇帝治国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