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姓名：温霏班级：08.13学校：招远市第一中学日期：2009年8月13日古典小说与武侠小说的历史背景及文学考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一、研究成员：温霏二、研究的目的及意义：让更多的人了解关于古典小说与武侠小说的历史背景，鼓励人们进行文学考究并了解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三、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查阅资料、实地调...
姓名：温霏
班级：08.13
学校：招远市第一中学
日期：2009年8月13日
古典小说与武侠小说的历史背景及文学考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一、研究成员：温霏
二、研究的目的及意义：让更多的人了解关于古典小说与武侠小说的历史背景，鼓励人们进行文学考究并了解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查阅资料、实地调查等方法，并分析古典小说和武侠小说的历史背景，归纳分析文学考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四、收获及体会：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析研究，我已初步了解了武侠小说和古典小说的有关知识。
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的定义】
武侠小说是中国通俗旧小说的一种重要类型，多以侠客和义士为主人公，描写他们身怀绝技、见义勇为和叛逆造反行为。武侠小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传统武侠、浪子异侠、历史武侠、谐趣武侠、古典仙侠、奇幻修真、现代修真，但从武侠小说的狭义层次上来说就只指传统武侠 浪子异侠 历史武侠 谐趣武侠这四类。
【武侠小说起源】
武侠文学的源头当有二：“一是汉初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游侠、刺客列传；二是魏晋、六朝间盛行的‘杂记体’神异、志怪小说。”如果说先秦两汉乃至魏晋志怪，为的产生构筑了坚实的基础，为之前奏；那么唐传奇在文学史上一领风骚时，武侠小说即真正开始萌芽。
火药没有发明之前，刀枪剑戟都被称为冷兵器，在冷兵器时代，个人的武术技巧就显得十分重要，它既可保家卫国，又可以用它求取功名富贵，尤其是统治者，更是十分看重，在中国古代教学，是文武并重的，《周礼》中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中的射与御，就是射箭、驾战车挥刀枪作战的。《汉书.艺文志》亦载“剑道三十八篇”“和手搏六篇”，被称为“兵技巧”，它以手足、器械的使用为基本技能，据今已有二千多年，至南朝刘宋时，已有武术之称。会武术的人，一方面进入朝廷的军队，成为职业军人，这类人为朝廷所用，自然也就会在浴血沙场的同时，求得功名富贵。
但总有一类人，就象现在的执政党与在野党一样，对朝廷政治以及当权者有不同看法，在武术上的在野党就是那些号称侠客的人。他们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流落民间，又自恃一身好功夫，挑战权贵、邪恶，扶危济困，这也原本没有错，但也有因所谓重感情、讲义气而犯糊涂的时候，只为报恩或复仇，可以置国家法律与他人利益于不顾，这就是韩非子说的：“侠以武犯禁”。但如果在一个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朝代，当侠客们啸聚山林，当起“绿林好汉”来“替天行道”，公然与当权者叫板时。这种行为，却得到老百姓的拥戴，这同时也是侠植根人们心中，得到人们喜爱的重要原因，如瓦岗寨的程咬金、秦叔宝等与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武松等。
【武侠与侠客】
一部《水浒传》，能流传千古，恐怕还与它宣扬的侠义精流密切相关。而这种大规模的侠士聚集于绿林，并自称绿林好汉，这也大概是后来武林的出处，不仅取其山野之间自由自在，大概也有“在野”的意思，而且似乎“民主”程度也很高，他们以“会盟”的形式推选盟主，而推选的标准则只有两个，那就是武功和武德，否则，一律免谈。它们既显示出一种民间社团的性质，又是一种松散的联合。只有到了诸如水浒的规模，才显示出其政治和军事组织的特性来，但有一点仍是肯定的，那就是无论是晁盖还是宋江，都是侠士们自己推举推举出来的。
但最初的侠客多是独立的，个人的行为，如《史记》中记载聂政以及著名的荆轲剌秦王的故事。这样的人和事，在春秋战国时期还不少，当时由于七国之间争霸称雄，恩恩怨怨很多，各国权贵们都争相征贤纳士，这里的士，就是指武士，如当时的信陵君、平原君都养了好几百甚至上千的这类“食客”，这也就给这类武士侠客们创造了生存条件，他们大多以侠义著称，或为国，或为报主人之恩，充当刺客，甚至不惜舍生取义。这是封建时期的一大社会特点，欧洲中世纪时期的骑士，以及日本的武士，都与其类似。
这些侠义武士，历朝历代都有，他们那种大义凛然，扶危济困，路见不平杖刀相助，不畏强权，不畏残暴的武侠精神，十分为人们所敬仰。这些武术人士大多是真人真事，瓦岗寨、水浒中的侠客们不提了，如少林武功，武当派武功都是实实在在的武术流派，也有不少名家出自这些派别，宏扬了武术精神，就是近代，如清光绪年间的大刀王五，以保镖为业，被人称为大侠，他与谭嗣同交厚，戊戌变法时，还主动要求保护他出走。再有就是霍元甲，就曾击败不可一世的洋武师，大长了国术威风。而这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武侠与武侠故事，则为武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与土壤。
不过，另一类侠客就与我们现在的许多武侠小说有些类似了，他们似乎总存在于事实与虚构之间，这也似乎很深地影响了后世武侠小说的产生与发展，他们总是带有神奇性和神秘性，有的甚至过分夸大了武术本身的功能及作用，但这种以超人形象出现，除暴安良的武侠，又恰好反映了人们的希冀和愿望，这当中对后世武侠小说影响最深的有三个人物形象，那就是越处女和昆仑奴。越处女源自《吴越春秋》，红线出自唐.袁郊撰《甘泽谣》，昆仑奴则出自唐《传奇》，历史上，许多身怀绝技的武侠们常常愿意退隐江湖，这是因为人心难测，即便是恩重如山的主人们也是如此，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后世许多武侠的为人和武侠小说的创作。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也使他们更愿意洁身自好，不愿意同流合污，这也是武侠们得到人们尊敬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文人们一种理想的人文精神，所以历朝历代有那么多的文人愿意记录书写创作这些武侠故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与武侠】
魏晋六朝在文学史上被看作是文学的“自觉性”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多以志怪、神异小说为主。作品中包含着先人的神仙、鬼怪观念，以及对超现实神秘力量的向往。这是洪荒时期人们对英雄崇拜的遗留，在洪荒时期，人们对一些英雄人物的崇拜和夸张的赞美产生了神话，比方神农、燧人、女娲等等。到了先秦两汉，充斥在思想领域的则是仙风道骨。魏晋以后，便是游弋着冥鬼幽魂。
志怪小说是以记述鬼神怪异之事为主要内容，包括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等，也有野史逸闻、民间传说等等。艺术上带有传奇色彩和超现实的表现。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其它有托名陶渊明的《搜神后记》、旧题曹丕的《列异传》、张华的《博物志》、葛洪的《神仙传》、王嘉的《拾遗记》、吴均的《续齐谐记》等。鬼神观念是古代先民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是现在，劳动人民中间同样存在着神鬼的观念，它已经是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这其实是人们对自身思考的结果，现实的苦难使得他们向往着一些超出自然的东西，一种特别的能力和一些特别的工具。比如：武艺、神剑、宝物、等等。而这些东西却只能在想象中得到，所以便有了《三王墓》的宝剑干将、莫邪；有了《紫玉》的仙术道法；有了《刘晨阮肇》的灵丹妙药。而这些东西在后来的武侠小说中同样是屡见不鲜，似乎业已成为武侠小说之所以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
【唐传奇与武侠】
如果说先秦两汉乃至魏晋志怪，为武侠小说的产生构筑了坚实的基础，为之前奏；那么唐传奇在文学史上一领风骚时，武侠小说即真正开始萌芽。宋初李昉等所编撰《太平广记》卷一九三至一九六，特将十八种唐传奇列入“豪侠”类便可看出武侠小说同唐传奇之间脉络相通。故认为唐传奇为武侠小说的立宗者，理当而然。
“传奇”之名，似起于晚唐裴铏小说集《传奇》，宋人尹师鲁也将“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的《岳阳楼记》称为“传奇体”。发展到后来，传奇才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小说的体裁，如元代陶宗仪《辍耕录》即将唐传奇与宋、金戏曲、院本等相并列，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更将所分六类小说的第二类亦即《莺莺传》、《霍小玉传》等定名为“传奇”，于是，传奇作为唐人文言小说的通称，便约定俗成地沿用下来。
在论述唐传奇勃起的社会背景时，范烟桥所著的《中国小说史》曾言：“在此时代，婚姻不良，为人生痛苦之思想，渐起呻吟；而藩镇跋扈，平民渴盼一种侠客之救济；故写恋爱、豪侠之小说，产生甚富。”根据所论可见一般，特别在唐朝末期，社会对豪侠救助如云霓之望。《资政通鉴》卷二一五，记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床，虽家人莫知其处。”可见社会暗杀行刺之风弥行。这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便是豪侠主体的传奇大量涌现。
涌现出一批描写豪侠之士及其侠义行为的传奇作品，内容涉及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快意恩仇、安邦定国等方面，于中突出豪侠人格的贤韧刚毅和卓荦不群，武功的出神入化，功业的惊世骇俗，由此展现出一种高蹈不羁奔腾流走的生命情调。《甘泽谣》之《红线》(袁郊著，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武侠小说)，《传奇》之《聂隐娘》、《昆仑奴》(裴铏著，其中聂隐娘的武功训练方式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集异记》之《贾人妻》，薛调的《无双传》等，都是较有代表性的品；而传为杜光庭所作的《虬髯客传》，更是晚唐豪侠小说中成就最著的一篇。
【宋元话本与武侠】
唐人传奇树立了文言“武侠”的典范之后，经五代以至宋朝，在题材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发展多是对唐传奇的模仿。但这一时期在文学史上却有着重要意义，他在语言上开创性的意义。“说话艺术”在民间广泛流传，这种白话刑的小说与后来的武侠小说颇具渊源。
其主题，如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言：“有灵怪、烟粉，奇传、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而这些也是后来的武侠小说所喜用的。不管是何种题材，都往往以爱情或公案作为叙事的“兴奋点”。爱情故事，不仅在当时很受欢迎，即使在现行的武侠小说种，爱情因素也是重要的“看点”。美女与侠士之间的感情纠葛，永远是武侠小说吸引人的地方——因为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无论是现代武侠小说中的巨擘金庸先生，还是海外一直风靡的武侠作者都无法摆脱“感情戏”。而且高妙的爱情情节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这个方面宋元话本则有突出的贡献。
宋元小说话本中的爱情故事，又往往突出女性对爱情生活的主动追求。像《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出身于贫寒的装裱匠家庭，生得美貌出众，聪明伶俐，更练就了一手好刺绣。无奈家境窘迫，其父以一纸“献状”，将她卖与咸安郡王，从此，正值豆蔻年华的秀秀，身入侯门，失去自由。其后郡王府失火，逃命之际，她遇见了年轻能干的碾玉匠崔宁；秀秀见他诚实可靠，便主动提出：“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而胆小怕事的崔宁却不敢应允。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秀秀素知崔宁的为人，这番话明显是要激发他的勇气，让他与自己一道挣脱束缚，寻求美好的生活。又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周胜仙初见范二郎，便暗中喜欢，独自思量：“若是我嫁得一个似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当面挫（错）过，再来那里去讨？”为了捕捉这难得的机缘，她敢想敢做，主动接近范二郎。
这些奇女子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即使放到现在的武侠小说中依旧存在着迷人的魅力。这样的主题思想固然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思想水平，使的通俗文学在思想意义上扮演着“雅文学”的角色。这就牵涉倒文学的“雅”与“俗”的转变问题，而武侠小说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形式，同样存在着“雅”与“俗”的问题。对比唐传奇、宋元话本及当代的白话武侠；我们当如何区分“雅”与“俗”呢？如果以知识分子创作作为区分点，那么唐传奇便是“雅”文学，而宋话本中艺人的创作便是“俗”文学。当代的武侠小说则多数是知识分子的创作，理当看作是“雅”文学了。可是古代的知识阶层又不同与现在，不能如此类推。那么当代武侠小说到底是“雅”是“俗”能？我本人认为，“雅”和“俗”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浮动着的，他是随着客体的不同而变化。换句话说，“雅”和“俗”的问题当从“文学消费”的人群来看，“雅士”即使看“俗”也“雅”。
【明清白话与武侠】
自宋以降，文言武侠逐渐衰落下来。白话公案、侠义小说则成了中下层劳动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式样。于是白话小说在明清时期盛行起来，当然其间也有不少文人防照唐传奇创作，但并非主流。诸如：李昌祺《青城舞剑录》、宋濂《秦士录》、宋茂澄《刘山东》及乐宫谱《毛生》等，皆有可观。
然而武侠小说到明清时，则多是以话本形式出现的，如清时在《包公案》基础上演译成的《七侠五义》《小五义》以及《儿女英雄传评活》等，它们奠定了武侠小说的基本形式和模式，但得到真正发展并呈现出一种繁荣现象，却是民国期间的事。
【民国时期武侠小说】
辛亥革命后，人们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各种思想流派涌入中国，报业、出版业得到空前繁荣，文学艺术得到大力发展，各种风格流派的文艺作品异彩纷呈，武侠小说也异军突起，它以独特的武侠们的侠义精神传统深得人们喜爱。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首先有被称为“南向北赵”的等一批开风气的武侠小说作家，平江不肖生更是被誉为“民国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其代表作有《江湖奇侠传》、《侠义英雄传》等；赵焕亭则有《奇侠精忠传》留世
在三十年代后，最有名的武侠小说家便有北派五大家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朱贞木和王度庐。这主要分为还珠楼主的神怪武侠小说，白羽的社会武侠小说，郑证因的技击武侠小说和王度庐的言情武侠小说等四大派武侠小说。
在民国武侠小说作家中，还珠楼主也许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半文半白的语言，儒、佛、道的精神哲理，都溶汇贯通于小说之中。其著名小说有《山剑传》、《青城十九侠》和《云海争奇记》等40部。白羽的社会武侠小说在武侠与社会生活方面结合得是十分紧密的，他受鲁迅、周作人兄弟和新文化运动影响很深，本身又是记者出身，他常常是通过武侠思想与社会现实的脱节来批判社会的黑暗，在写武侠们的可敬可爱的同时，也写出了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悲壮、感慨与无奈。他的代表作是《十二金钱镖》、和描写白莲教起义的《黄花劫》等。郑证因当年的《鹰爪王》八部曲出手就不凡，他将武侠的豪气与精妙的武术与惊险的情节融为一体，并特别注重武术技巧的描写。其一生一共创作了一百〇二部作品，为当时作家之最。被人称为技击武侠小说一点也不为过。
而王度庐的武侠小说则重言情，写到生死缠绵处，常惑人至深。后起的港、台武侠小说，也大多走的他开拓的这条“悲剧侠情”的路子。他的主要代表作就是《卧虎藏龙》等“鹤铁五部作”。而他们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则是还珠楼主李寿民，他七岁便登峨眉、青城学气功，十六岁与才女文珠相恋，因家变而失恋，写《蜀山剑侠传》时，笔名还珠楼主，就是用于纪念文珠的。后与大富豪之女孙经洵的婚姻更是轰动一时，孙父曾反对这桩婚姻以“拐带良家妇女”的罪名将其告上法庭，而孙经洵则在庭审时勇敢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婚姻自由，使其无罪开释，一时传为美谈，而更值得一提的是，还珠楼主李寿民本人，在“七七”事变后，因拒绝出任日寇伪职，被抓到日本宪兵队受尽严刑拷打达七十天，仍威武不屈，令人敬叹！他的作为本身，也充满着一种侠义精神。一九五八年，一篇“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的文章，却使他读后因悲愤而脑溢血，此后病榻两年有余，口授完长篇小说《杜甫》后，对夫人孙经洵说你要多保重后，溘然长逝，令人惑叹！
【古典武侠时期】
一、游侠时期
１、第一期，成型期。
以唐传奇中的武侠篇章为高峰，层出的传奇的各种写法及其塑造的各类侠客，都影响到了后世武侠和元明清戏曲传奇。
最先是先秦两汉武侠篇章，主要有：韩非讲“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司马迁撰《游侠列传》，讲游侠出身下层，违章抗法，重仁义，重信诺，重恩仇，恶欺凌。先秦两汉，游侠受诸子鞭挞，武侠篇章很少。
其次是六朝武侠篇章，主要有：六朝之社会动荡，侠指以武挟人，放荡不羁之流，无好坏之分。干宝的《搜神记》，去掉神怪部分，就是地道的武侠。刘义庆《世说新语》中亦有记载侠客的篇章。
然后是晚唐武侠传奇，主要有：唐传奇是有意识的艺术创作，武侠小说随着唐传奇的发展而成型。唐代游侠之风甚浓，李白“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唐代社会生活日趋复杂，侠义概念也更为宽泛，凡有武功，不分男女老幼，不论隐迹或浪迹山林江湖，以武行事皆称侠。唐传奇中的武侠类，其成就很高，如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裴铏的《昆仑奴》、《聂隐娘》。唐人笔记小说的武侠篇章中，康骈的《剧谈录》里颇有佳作，但相比唐传奇要逊色的多。
２、第二时期，形成期
首先是宋元话本武侠。宋元说话艺术的内部分化，使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从小说中独立出来。如《李从吉》、《十条龙》。宋元笔记小说中的武侠篇，无甚发展，逊于唐笔记中的武侠篇。
然后是明代章回小说中的武侠内容，如《水浒传》中的鲁达李忠篇，这是武侠小说的继续发展，应该给予一定的地位。《封神演义》是一种幻想型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宋元明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大量下层人民铤而走险，结义斗争，武功也因之为群众所掌握，英雄豪侠的行为更多成为具有群众性的好汉行动，从而冲淡了剑客的神秘色彩。
最后是武侠小说。为了解决晚清的社会生活矛盾，体现底层人民意愿的英雄侠士和体现市民上层理想的清官奇妙地在小说里结合，以集合的方式反映了晚清社会的市俗原望。自石玉昆的《三侠五义》之后，各种文人长篇武侠竞相出现。如俞樾的《七侠五义》，无名氏的《小五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这标志着中国武侠小说形成了稳定、独立的存在形式--即侠义小说。
二、民国武侠时期
即所谓的“旧武侠”时期，开端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进入高潮，四十年代走向衰落。二十年代，在目睹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的软弱无效之后，人们寄希望于侠客壮士来创造新的世界。1923年，以南派小说家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的问世为开端，旧武侠的创作进入高潮。同时，北派作家还珠楼主、王度庐（《卧虎藏龙》）、宫白羽、朱贞木（《艳魔岛》）等人的影响巨大。旧武侠小说主要是武侠技击小说，它使武侠小说深入广大民众，使武侠小说成为中国现代小说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民国武侠小说五大家：向恺然（1889－1957），笔名不肖生，湖南平江人，代表作《江湖奇侠传》。赵焕亭，生卒不祥，代表作《奇侠精忠传正续集》。顾明道（1896－1944），苏州吴门人，代表作《荒江女侠》。李寿民（1903－1961），解放后更名为李红，笔名为还珠楼主，四川人，代表作《蜀山剑侠传》。宫竹心（1898－1966），笔名白羽，代表作《十二金钱镖》。
【传统武侠时期】
一、港台武侠时期
即所谓的“新武侠”时期或者大武侠时代。20世纪50年代，武侠在港台的商品化和通俗化潮流中形成。它是以梁羽生和金庸为代表的写虚构的历史上的武侠故事为内容的一个文学流派，指新文化运动后，武侠小说在新文学的影响下，开始白话创作后新一种的文学样式。这个时代名家辈出，梁羽生为开端，金庸为高潮，温瑞安为第二次高潮。金庸、古龙、梁羽生还并称为“新武侠三大家”。
关于此时武侠中“侠”的定义，梁羽生讲“旧武侠小说中的侠，多属统治阶级的鹰犬，新武侠小说中的侠，是为社会除害的英雄；侠指的是正义行为--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就是侠的行为，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此时武侠大多突破了民国武侠小说的剑仙斗法、门派纷争、镖师与绿林仇杀的题材范围，较多表现人民群众的斗争。着重人物性格描写，兼用中西技法，突破了旧武侠小说的窠臼，剔除了旧武侠的鬼神色彩，要求故事中的奇迹严格限制在“人体潜能”的范围内。新武侠的缺陷在于侠客英雄超人化，他们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包打天下。缺乏现实主义的深度，屈从于商业需要，稗出赘附，故事套路化。
1、第一时期，梁金时期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2年生，广西蒙山人）在1954年发表的《龙虎斗京华》，以口语写作，所述史实，所绘山川，均经严格考据，人生性格与心理活动刻划入微，文笔细腻而有文采，旧武侠小说难以与其比肩，从此奠定声名，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动之作。梁羽生国学根底深厚，他的武侠小说带有许多自己作的诗词，每每传诵一时。他的小说每一部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1956年，梁羽生开始写《七剑下天山》。梁羽生一直写作到八十年代初，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武当一剑》初刊于1980年5月9日的《大公报》上，完结于1983年8月2日。代表作《萍踪侠影录》、《七剑下天山》、《塞外奇侠传》、《龙虎斗京华》、《云海玉弓缘》、《白发魔女传》。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3年生，原籍浙江海宁）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作于1955年中。《射雕英雄传》写于1957年至1958年之间，是金庸的第四部武侠小说。“射雕”奠定了金庸的武林盟主地位，是公认的经典名著。金庸用十七年写完他的十五部武侠小说，又用十年把这十五部小说全部重新修订了一遍。金庸写作至1972年文革未结束封笔。
2、第二时期，古龙时期
古龙1960年开始尝试写武侠小说，初期的《苍穹神剑》等都十分幼稚，及至1964年才以《浣花洗剑录》等声名鹊起。1965至1966年间是他创作的丰收期，他写作了《大旗英雄传》、《名剑风流》、《武林外史》、《绝代双骄》等名著。1967年创作的《铁血传奇》（即楚留香系列）及以后一直写了六十一部共计28册。古龙其人才华横溢但用心不专，从他的小说就可以看出来。但他妙在有急智，每在关节处突出奇兵。早年古龙并没有自己特出的风格，在台湾的武侠圈子里不算太耀眼；至于他在七十年代的晚期作品，那已明显是江郎才尽、力不从心了。
3、第三时期，温黄时期
温瑞安（出生于马来西亚），1973年作《四大名捕会京师》，1981年作《神州奇侠》、《血河车》等重要作品。八十年代初金庸、梁羽生相继封笔，1985年古龙去世之后，港台武侠小说一片凋零。出于“求新、求变、求突破”的心理，温瑞安从1986年底开始大力倡行“超新派武侠”，或称“现代派武侠”，把大量主流文学的东西引入了武侠小说。曹正文在1989年将其列为第三代新武侠小说的代表，而与第一代的金庸、梁羽生，第二代的古龙并称。
黄易，本名黄祖强，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1989年黄易辞去高职厚薪，隐居离岛深山、藏风聚水之地，专心从事创作。至90年代，旋即以独树一帜的武侠作品，席卷港、台两地。1991年成立黄易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大唐双龙传等作品。黄易的作品场面宏大、从物众多，让人叹为观止。只是在武打招式的描写上显得过于草率，说服力不足。另外，黄易作品往往直接融入一个历史大时代，而不是将历史作为背景。这是其优点，但也受到了历史的限制。
港台武侠时期港台的其他作家于香港方面有：蹄风、金锋、张梦还、牟松庭、江一明、避秦楼主、风雨楼主、高峰、石冲等；台湾方面，有：郎红浣、成铁吾、海上击筑生、伴霞楼主、卧龙生、司马翎（即吴楼居士）、诸葛青云、孙玉鑫、龙井天、墨余生、天风楼主、醉仙楼主、独抱楼主、蛊上九、陆鱼、上官鼎、东方玉、曹若冰、南湘野叟、武陵樵子、慕容美、萧逸、古如风、向梦葵、陈青云、柳残阳、司马紫烟、独孤红、奇儒、秋梦痕、于东楼、东方英、雪雁、秦红、墨余生、丁情等。但其中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武侠作家极少。
二、大陆武侠时期
1、第一时期，20世纪80年代大陆“武林小说”
武林（武林，与武侠有所不同，概念大一些）小说的内容十有八九还是表现历史上的武侠剑客或从武侠的角度表现历史上的义军斗争和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表现武术技击为主要斗争手段的近代、现代革命斗争的，篇什不多。所以“武林小说”实际上是以武侠小说为主。
在80年代，由电影《少林寺》触发的武侠小说浪潮在国内掀起，武侠小说的发行量大大超过了纯文学作品。1981年，湖北曲艺协会的任清等创办了《金古传奇》，连载了欧阳学忠的《武当山传奇》，聂云的《玉娇龙》。1982年，王占君作《白衣侠女》，是为80年代武侠的开山之作。1984年，武侠小说逐渐被武林小说一词取代，并形成浪潮。
20世纪80年代武侠的精品极少，比较好的作品有：《白衣侠女》等率先灾破了大陆侠义题材的禁区，为八十年代武林小说的崛起奏响了序曲。柳溪的《大盗‘燕子’李三传奇》，冯育楠的《津门大侠霍元甲》，冯骥才的《神鞭》，也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2、第二时期，20世纪90年代大陆武侠
即是大陆“新派武侠”，是大陆作家对港台武侠的模仿。从沧浪客的一系列的武侠作品中，便可以看出模仿痕迹。沧浪客，原名姚霏，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专攻古典文学的教授，在1990年出版了《一剑平江湖》，这可以看作是大陆新派武侠的第一部作品。这个时期的武侠，总体上缺乏文化提升的精品意识，主要沿着港台新武侠的路子讲故事，作品的实际影响也非常有限。
同期的其他作家还有：青莲子，在90年代初著有《威龙邪凤记》及其续集《青猿白虎功》两部。火梨，上海知识分子，1995年写成一部《舞叶惊花》。张宝瑞，新华社记者，其代表作有《京都武林长卷》系列凡六部、《醉鬼张三爷》、《形意游侠录》等。熊沐，北方人士，生性豪放，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巍琦，代表作《金帖侠盗》。周郎，代表作《鸳鸯血》。
【当代优秀网络武侠】
《少林八绝》/天魔圣
《多情浪子痴情侠》/郑丰
《古今第一》/平平凡凡
《剑影茗香》/闲云绿柳
《昆仑》/凤歌
《沧海》/凤歌
《华音流韶》/步非烟
《诛仙》/萧鼎
《神墓》辰东
《犬神传》
古典小说（以《红楼梦》为例）
中国著名的文学巨著《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就告诉读者，作者曹雪芹曾“经历过一番梦幻”。在大起大落中，他饱尝了人间冷暖，看透了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他终于耗尽心血，写出了封建社会末世的百科全书《红楼梦》。所以，曹雪芹的成长、《红楼梦》的创作，与曹家的兴衰是紧密相连的。
曹雪芹的先祖，原是宋朝开国大将曹彬的后裔，明朝初年随着军队到了辽东，从此就在辽阳住了下来，世代继承军职。
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统率后金八旗兵攻占沈阳、辽阳一带，曹雪芹的太高祖曹世选、高祖曹振彦被俘投降，沦为满洲贵族的包衣，也就是家奴。曹世选父子后来被分配到多尔衮属下，充任多尔衮的仪仗亲兵。
曹振彦能武能文，受到主子多尔衮的赏识，将他提拔为旗鼓牛录章京，也就是由汉人家奴编立的兵民合一基层组织的军政长官，率领亲兵保护多尔衮行军征战。
清朝顺治元年（公元1646年），清朝定都北京，曹家也跟随着大军入了关。此后，曹振彦考中贡士，历任山西吉州知州，大同府知府、两浙盐运使，成为三品高级文官。
中国十八世纪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红楼梦》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只有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者，才故意抽掉它的社会背景，歪曲它的历史意义，而把它说成是为“忏悔情孽”而作的。胡适一流人戕贼中国古典文学、扼杀古典作家的现实主义传统、毒害青年读者的不可告人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与任何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文艺观点根本不同。高尔基在《年青的文学和它的任务》一文中说过。“马克思承认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面学习了很多东西。依据左拉的小说，我们可以研究整个的时代。”
一
《红楼梦》这部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主要的是十八世纪的上半期。
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概括地说，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虽然，作为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决定着社会性质的还是封建经济，因而当时的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但是，这个时期韵封建社会毕竟不同于以前的任何时期。它已经产生了新的因素，其标志是。在封建经济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这就表明了当时的社会，除了农民和地主的主要矛盾以外，还存在着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和封建统治的矛盾，而在这个矛盾中，还夹杂着民族矛盾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复杂内容。
由于《红楼梦》是反映当时那样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的一部伟大作品，它就不但揭露了当时的贵族官僚大地主阶级的腐败、虚伪、残酷、暴虐和深刻的社会矛盾——包括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和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且反映了当时新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萌芽和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生活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痛苦。
本来，清代以前的封建土地关系，已日益向两极发展，虽然在农民大起义中部分解决了土地关系上的尖锐矛盾，但是在清代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矛盾又继续迅速发展。顾炎武《日知录》记载的“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的现象正在逐渐严重化。明代统治者早已实行了“计亩征银”的一条鞭的赋税制度，货币地租逐渐发展，农产商品化趋势已经日益显著，国内市场扩大，全国有三十几个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都相当发达，出现了许多自由商人和独立手工业者；除官办的手工工场以外，还出现了带着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同外国的贸易往来也开始增多；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新生的市民思想正在传播。特别是在东南地区，这种市民经济和市民思想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
清朝封建统治者对于明代已有相当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市民社会势力的发展，曾极力加以抑制和摧残。但是，客观的历史发展并不符合于清朝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新兴的社会力量是消灭不了的。相反，由于清朝统治者依靠和纵容八旗贵族和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给以种种特权去兼并土地、垄断商业和手工业、进行高利贷剥削的结果，却引起了清代农村土地更加集中，农村中失去土地的人口大量游离出来，社会的阶级分化更加剧烈，高利贷和商业资本更加活跃，农产商品化的过程进一步加快，手工业更多地为市场而生产；国内市场日益扩大，国外贸易也比以前活跃；城市工商业进一步发达起来。在这种条件之下，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就进一步发展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育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正是这种情形。当时的市民社会中有城市的手工业者、工场手工业主人、中小商人，以及住在城市的一部分经营地主和破产的贵族地主，还有代表市民思想的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这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当时虽然还没有摆脱封建的束缚，但是它从经济上到思想上都表现了与封建主义相对抗的许多特点。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清朝统治者不断地对汉族人民及其他民族进行屠杀和战争，一方面消耗了大量的兵力、财力，加深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外的市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封建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基础日渐动摇起来。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分析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期间的历史材料，也可以进一步认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论断。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当时带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兴的市民经济，还没有充分成熟的发展条件；而当它刚刚萌芽的时候，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已经逐步侵入了中国，阻碍中国新的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后来外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以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并且用战争的手段打开了封建的中国，就使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被奴役地位。但是，这并不能引出一个错误的判断说：当初的资本主义因素既然还没有充分成熟的发展条件，就不可能产生反映它的文学艺术作品。事实并不是这样。
《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麦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其理由就在这里。
二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就描写一个中小地主甄士隐的家庭遭遇一场火灾，他“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盗贼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只得将田地都折变了，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后来“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这是当时封建社会的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和在这个基础上所产生的新的社会矛盾的一个具体写照。
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丧失土地、大地主激烈兼并土地的血腥记录和农民的反抗事迹，充满了十八世纪的清代历史，这是人所共知的。
清代初年的圈地运动，曾经占去了大量肥沃的土地。当时有二十五万顷的圈地，八旗壮丁每人占地达三十六亩。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写道：“圈地每人六赏，一赏六亩，共地三十六亩。如家有壮丁二人，该地七十亩夕人多者照数加增。”但是到了乾隆年间，新的土地兼并的风浪很快袭来，不仅汉族农民纷纷失地，而且据《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就连八旗壮丁圈占的土地也“大半典卖”了。《清朝经世文编》中载有乾隆十三年杨锡绂的奏疏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这就证明当时土地兼并是多么剧烈的了。兼并的结果是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里。清代全国耕地面积在康熙二十四年为六、0七八、四三0顷，雍正二年为六、八三七、九一四顷，乾隆十八年为七、0八一、一四二顷，而大地主阶级兼并的土地数目却很惊人。据昭梿所作《啸亭续录》记载，直隶怀柔的一家姓郝的大地主就占有了“膏腴万顷”，皇帝出巡，借宿在他的家里，“进奉上方水陆珍错百余品”，一日耗费十几万两银子。还有“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仿”。一家大地主就占了一百万亩土地，那末，照上述全国耕地六百万顷或七百万顷来计算，如果有六百个或七百个这样的大地主就把全国的耕地都占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继续尖锐化是必然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被镇压了多年以后，零星的农民骚动又继续发生。最著名的如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的“王伦之乱”，攻破阳谷、堂邑等县城，就是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所谓“盗贼蜂起”完全是事实。不过，这个时期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还没有马上爆发成为全面的起义。
历史已经证明，清代的所谓“康乾盛世，嘉道守文”的整个时期，即是封建经济发展到烂熟的时期，也是它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矛盾开始充分暴露的时期。这种情形就如同《红楼梦》第二回中作者借一个古董商人冷子兴的嘴里说出的荣宁二府外强中干的情形一样，“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但是，这些大地主阶级却好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红楼梦》第十六回中，贾琏的乳母赵嬷嬷说；“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的象淌海水似的。”凤姐忙接道：“我们王府里也预备过一次。”赵嬷嬷又说：“如今还有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好世派，独他们家接驾四次。要不是我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他们的这么多银钱财产是从何而来的呢？
显然，当时地主阶级的大量银钱财产的来源，除了进行高利贷剥削和经营工商业赚来的以外，主要的还是从农民身上进行残酷榨取得来的。《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出宁国府交给乌进孝掌管的就有八九个庄子，荣国府交给乌进孝的弟弟掌管的也有八处庄地，还有东省的屯地不算。老管家周瑞曾对贾珍说：“奴才在这里经管地租庄子，银钱收入，每年也有三五十万往来。”这还只是他们对农民剥削的一个方面而已。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地租已有不少是采用货币地租的形式的。乌进孝交给贾珍的租子，主要的是二千五百两银子，其次是一千担常用米，其余是山珍野味。当时江南地区货币地租已经相当流行。如《松江府志》载，乾隆元年尚书杨名时奏称：“娄县知县王士瑾请将毕姓田产，每岁租银一千三百余两供廪食之需。”这类记载散见在许多文献中，可以证明有许多私人的田产，每年是收租银而不是收租谷的。货币地租的流行，同田赋征收中的银粮比例的变化也是一致的。按《清朝文献通考》所载，顺治十八年的田赋中，银赋为二一、五六七、OO六两，粮米为六、四七九，四六五石；而乾隆十一年的田赋中，银赋增至二九、六一一、二O一两，粮米则为八、四O六、四二二石。银赋是把农产品出卖换得货币来完纳的。银赋的增加不但说明了货币地租的逐渐流行，而且说明了农产商品化的程度提高了。
随着农产商品化的趋势而来的是棉花、烟叶等商品作物种植的加多。例如，棉花在明代就已在长江流域普遍种植，清代更为发达。康熙有御制木棉赋，赞扬种棉的利益；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编绘木棉图说十六条，说明棉花的播种和染织的全部过程，刻石树立在保定，于是以滹沱河流域为中心，在北方也普遍推广植棉了。又如烟叶的种植，这时候也比以前更多。王士祯在《香祖笔记》里说。“今世公卿士大夫无不嗜烟草者。……初漳人自海外携来，莆田亦种之，反多于吕宋。今处处有之，不独闽矣。”我们不必去讨论烟叶传入中国的途径，但要说明这种商品化作物日渐普遍的趋势，甚至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不安。雍正五年有一道上谕说：“烟叶一种，于人生日用毫无裨益。……小民较量锱铢，但顾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故当图利之时，若令其舍多取寡，弃重就轻，必非情之所愿也。地方官遽然绳之以法，则势有所难行。”农产商品化的趋势已经不是法令所能够阻挡的，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种植棉花和烟叶的，当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出卖。这就可见那时候的商品作物已经相当发达了。那时候的经营地主，首先也是种植商品作物的。明季顾起元的《客座赘语》所记载的金陵“城西一带最宜于蔬圃，近市而易于获利”的情形，在清代更加普遍。雍正五年的上谕中就曾谴责那些致富之家“舍本逐末，弃膏腴之沃壤，而变为果木之场；废饔飧之恒产，以幸图赢余之利”。种植大批果木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市场的需要。市场上需要什么，他们就生产什么，这是毫不奇怪的。这时候农村中的雇工，也随着商品化的农业经济的发达而同时增多。康熙年间编修的《古今图书集成》记载着许多农村雇工的情况。如《扬州府部》《汇考》中写道：“无田之农受田于人为佃户，无力受田者为雇工，多自食其力。”“力任播获，年可获中人资，为地佣。”《苏州府部》《汇考》中又写道。“吴农治田力穑。……雇工以襄其事，以岁计曰长工，以月计曰忙工。”虽然农业中的雇佣劳动也是很早就有的，可是这个时候却更加发展了。这只有在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产生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红楼梦》第五十六回中描写探春兴利除弊，决定把大观园出产的笋、菜、鱼、虾、香草、花儿和稻子都包给能知园圃的老妈妈，一年可得四百银子的利息。这简直就是大经营地主的算盘了。第七十九回里写的“桂花夏家”“单有几十顷地种着桂花”也是一例。
这些大地主和高利贷、商业资本还结了不解之缘。请看《红楼梦》的第四回，那位葫芦庙的小沙弥出身的门子就说出了金陵的贾、史、王、薛四大家的关系，是“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贾赦、贾敬等是世袭的封建贵族大官僚大地主不必说了。薛宝钗的哥哥，那个仗势欺人、抢走香菱、打死冯渊的薛蟠，不正是“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的“皇商”吗?薛姨妈不是还有好几处当铺吗？贾府被抄的时候不是查出两箱房地契文、一箱放债的借票吗？这些已够说明：他们不但是封建大官僚，而且又是兼并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又是大高利贷者和大商人。
当时的官僚、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相结合的例证，在史籍中是不胜枚举的。例如，《东华录》载，康熙二十八年御史许三礼参劾尚书徐乾学“发本银十万交盐商于扬州贸易；在大蒋家胡同开当铺放债，在无锡一处即买田一万顷。”《东华续录》引乾隆九年大学士鄂尔泰的奏疏，其中说道：“查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前面所举《啸亭续录》中还引述高士奇的“亲家陈元帅，伙计李开芳，开张绸号，寄顿各处贿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杭州西溪广置园宅。苏、松、淮扬王鸿绪等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以高士奇之流的新官僚而拥有田地千顷，商铺资金数百万，这在当时并不稀奇。
因为清朝的统治者是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它并不愿意妨碍大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倒反愿意让商业高利贷资本同封建土地制度相结合。据《东华录》引乾隆年间的一道上谕说：“山西等处富户夕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贫民已经失业，虽遇丰稔之年亦无凭借。”乾隆朝中的一位刑部左侍郎钱维城上疏也说：“豪商大贾挟其金钱，买贱卖贵，子母相权，岁或入数万金。富者以数百万计，以一家而有数千百万家之产，则以一家而致数千百万家失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