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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教学:构建学生的“写作图式”

时间:2011/10/13 12:15:30 点击:

  核心提示:“作文课到底教什么?”这一直是中学作文教学探讨的话题。按照所谓“缺什么便补什么”的逻辑来推理,学生作文“不会写”,教师自然是注重“怎么写”(方法技巧)的传输了,结果运用了各种“技巧”的学生作文不是“千...

 

 

 “作文课到底教什么?”这一直是中学作文教学探讨的话题。按照所谓“缺什么便补什么”的逻辑来推理,学生作文“不会写”,教师自然是注重“怎么写”(方法技巧)的传输了,结果运用了各种“技巧”的学生作文不是“千篇一律”就是“言之无物”。于是,人们便又深挖细掘,发现原来“没东西写”才是造成作文教学困难的根本原因。于是,当下语文教师便又积极虚构“生活情景”为学生“制造写作内容”(写什么)。实践证明,这样做也并未能从根本上祛除写作教学的沉疴。那么,当前新课程背景下的作文教学到底路在何处?作文课堂到底要“教些什么”?写作教学到底能不能“教”呢?下面,笔者就结合自身教学实践,不揣浅陋试论之。

 

一、“生活情景,不等于写作内容”

 

长期以来,人们是将学生作文“没东西写”归因于“缺乏生活经历”的,反向推理:如果学生“生活丰富”了,便也就“有东西可写”了。但残酷现实决定了学生不可能“生活丰富”,教师便在作文课上制造“生活情景”,为学生营造“写作氛围”。于是,当下 “活动作文”、“情景作文”等作文课便热热闹闹地盛行开来了。

但是,学生有了“生活情景”,哪怕就算学生真的“经历坎坷”,是否就意味着有了“写作内容”了呢?不一定!事实上,生活中太多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人,却不能将其“经历”表达出来。譬如闻名当代文坛的一对“母女花”作家:茹志鹃和王安忆。母亲茹志鹃可谓历经沧桑,人生坎坷,但一生著述不丰,相对而言,女儿王安忆生活经历绝对比不上母亲,但她一年创作一部高质量的中、长篇却是家常便饭。像这般事例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再如作家苏童写《妻妾成群》,记叙的是解放前苏南地区的生活,但他本人却并未经历过那样的生活;而名垂千古的《岳阳楼记》,据说其作者范仲淹根本就没有登过岳阳楼。其实不用力举这些典型事例,就以语文教师自身而言,其生活经历至少不比所教学生少,但是否就一定能写出比学生好的文章?(这里并无贬低语文教师之意)。当然,以上论述并非是说“写作与生活无关”。我们想说的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并不等于说有了生活经历就一定能创作。生活经历不等于写作内容。从“生活”到“创作”,将生活积累“转化”为写作内容,这中间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转换过程。

其实,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透视上述“生活内容=写作内容”观点,我们就会发现其观点源于“行为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学说认为“人的行为动机都来自外界刺激,外界有了刺激,心理就一定能有反应”,将这种逻辑推理搬用到作文教学上,就等于是说“有了生活积累就一定能有心理反应,就能写出东西来”,而当下,学生作文最困难的就是“没东西写”,于是,作文课上也就出现了这般景象:教师借用各种手段(音像图画、活动、文字材料等)在课堂上制造“生活情景”,让学生在有限时间内“体验生活”,从而获取“写作内容”。譬如有位教师上一堂《让悲悯之光照亮心底》的作文课。课堂之上教师“悲情四溢”,借助多媒体手段创设情景,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悲悯情怀”,最后以材料《一只“西装鸡”的诞生》要求学生写出自己的“悲悯情怀”。说实话,“悲悯情怀”并非是谁能在短短数十分钟内就能激发起来的!果然,有些学生竟然是笑着读习作,这让人怀疑,教师课堂上的一切努力是否有意义?退一步而言,就算学生能如愿写出“悲悯”类文章来,可问题是下次如果再要求学生写“喜庆”类作文,是否又要在课堂上营造“喜庆”氛围呢?如此类推,我们这有限的“课堂教学”又怎能为学生提供无限的“生活情景”呢?

 

二、“写作内容,不等于写作教学”

 

我们在“写作就是生活的反映”的观点影响下,想当然地还会认为,在作文教学中只要“有东西可写”(内容),就一定能“写出东西来”(作文)。其实,写作哪有这般简单?同样是用现代心理学来透视写作过程,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就认为,主体对于外界的刺激不一定有反应。如果有反应,那么这个刺激必须是与主体内心现成的“图式”相一致的。换句话说,如果外界刺激符合主体的心理“图式”,则主体就能感觉到,如果外界刺激游离在心理“图式”之外,则主体就不容易感觉到了。譬如美国人欣赏中国的京剧和越剧,他们会听不出两者区别,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这方面心理“图式”。

其是,写作亦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能否“作文”,并不是起因于拥有了自我意识的主体(我),也不是起因于外在的客体(写作内容),而是起因于主体与客体之间能否相互作用,即主体心理“图式”能否对客体刺激进行同化或顺应作用,如果上述“作用”发生,写作的闸门才可能开启。譬如前些年满分作文《赤兔之死》的作者蒋昕捷之所以能就“诚信”话题写出佳作,借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来分析就不足为怪。蒋昕捷酷爱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用他的话说“喜欢文中描写的那个猛将如云、谋事如雨的时代,读了至少三四十遍,很多章节都能熟读成诵”,可谓每处细节都了然于心,对关羽与赤兔马之间的情节自然也有着独特的体悟,所以,他在“诚信”这一话题的刺激下,存于心底的“赤兔情结”(心理图式)自然就迸发而出了。或者说,存在于作者内心的“心理图式”(“赤兔情结”)与客体刺激(“诚信”)发生了作用,从而使得这一特定情境下的写作活动得以顺利进行。试想,如果换成一个没有“赤兔情结”的人,哪怕他想破脑袋也不可能写出以“诚信”相关的《赤兔之死》文章来。而纵观当下一些“制造写作内容”的作文课,不论是“用活动教”还是“用情境造”,都还仅是停留在“外在刺激”状态(写作的内容),如果作者内心不存在能被教师唤醒、刺激的写作“图式”,哪怕课堂情景再“生动逼真”,也是教者一厢情愿,而写者则无动于衷,即便有“动”,也是言不由衷。

著名学者孙绍振先生说过,作者内心是有“情感图式”的,作者在观察客观事物时是用自己的“情感图式”去同化对象的,他不会去区分是主观还是客观的,而是直接把客观对象当成自我情感的载体,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满于海。”①因此,个体写作创造能力的高低与其说与个体生活经历成正比,倒不如说是和个体的感情强度、丰富独特性成正比。鉴于此,对于我们中学作文教学而言,教师能够给予学生的不是“写作内容”,其实写作的内容也不是教师所能给予的,而是如何想办法去唤醒或建构学生写作的“图式”。古人云:“受人予鱼”不如“受人予渔”。的确如此,“鱼”再多再好毕竟有吃完用竭之时,而学生缺乏而又最应该拥有的,不是那些静态的写作知识、写作内容,而是伴随其一生的“渔”术。因此,我们说将“写作内容”当成“写作教学”的写作课堂,还只是“登堂”尚未“入室”,真正的中学写作教学还尚待进一步开发。

 

二、写作教学:构建(唤醒)学生的“写作图式”

 

“写作教学”既不等于“写作”,也不等于“写作的内容”。那“写作教学”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写作教学”这一概念是从教学层面上说的,其根本命题是“怎么教(写作)”和“教(写作)什么”。而传统作文教学则是直接指向学生“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其实,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不论是“写什么”还是“怎么写”,都是包括教师在内等外力所无法触及的复杂的个体心理过程。章熊先生曾指出写作的一般心理流程:产生写作动机---搜索、提取记忆库中的信息---激活、捕捉记忆库中储存的写作模式---语言表达---回顾与完善。②这么复杂的一个流程,学生完成写作单靠教师作用于课堂是不可想象的,因而也难怪有人说“作文不是教出来的”。的确,外界力量谁也无法帮助个体完成像写作这样复杂的心理过程的,但这句话同时也忽视或掩盖了中学作文教学的价值取向,即我们教师是可以引导、帮助学生构建或唤醒自己内在的“写作图式”(结构)的。

“写作图式”这一概念乃笔者杜撰而成。借鉴皮亚杰的“图式”理论,窃认为“写作教学”只有想法设法地不断地让学生去构建、完善、储备自己的“写作图式”,学生才能顺利地完成个体具体的“写作”,或者说,写作教学就是教师如何刺激强化学生去构建、唤醒、挑选、调整、整合自己的“写作图式”,而不是教师就某次具体作文让学生去“写什么”或“怎么写”。换而言之,中学作文教学就是教师要如何教会学生“学会写什么”(而不是“写什么”)和“学会怎么写”(而不是“怎么写”)。而这里“学会写什么”和“学会怎么写”,对于学生而言就是在构建自己的“写作图式”;对于教师而言则是“写作策略性教学”。

譬如以“思考生活”为话题作文,学生喊着“没东西可写”(其实谁没有生活?学校生活就不是生活?),教师如何让学生“有东西可写”?课堂上你若大讲特讲“从生活中观察”之类的静态写作知识是没用的;而大肆制造、再现“生活”情景(包括各种材料)也只能缓一时之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写(生活)什么”的问题。最后的结果是:原本能写的学生照旧能写,不能写的“死马当活马医”,最后还是写不出什么东西。为何?他们原本就缺乏“思考生活”此类的“写作图式”,又怎能短时间内帮助他完成那复杂的写作心理过程呢?鉴于此,教师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帮助学生建构,储备此类的“写作图式”。再以“思考生活”写作为例,西方写作教材也有类似的,只不过别人是先从“写自己”开始的:“个人感悟、感受---对社会的思考---历史文化的渗透”。从对“自己思考”发散开去,再构建起对“生活思考”,且又以此为基点进一步拓展延伸,不断完善、构建与之相关的“写作图式”。其实我们写作也应遵循这样的认识轨道:“开始是自己和周边生活所带来的喜怒哀乐,渐渐地许多社会现实引发了思考,这类思考随着学生自己对历史文化的积淀和理解而不断深化。”教师的任务就是通过譬如“案例作文教学”、“建立写作序列”等手段,引导、扶持学生去构建、储备、完善自己的“写作图式”,从而沿着这一轨道不断向前运行。当然,在过程之中也会出现停滞不前现象,但这也是符合认识规律的,因为写作教学本就是一个循环往复,逐步深入,呈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所以我们说,当下关于中学生写作教学的最大问题还并非是“教会写什么”,而是在“教会怎么写”的策略性写作教学上。梁启超先生说过:“现在教作文的最大毛病便是不言规矩而专言巧。……文章做的好不好,属于巧拙问题。巧拙关乎天才,不是可以教出来的。如何做成一篇文章,这是规矩范围内的事,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合格的作文可教,一流的作文不可教。” ③的确如此,中学生写作教学还仅仅是学习“写作”的基础,至于如何提高写作的“丰富性”、“深刻性”,也不是作文教学所能完成的,甚至也不是语文学科的“独家任务”,它应该由各门学科共同来提高完成。

 

参考书目:

① 孙绍振著,2006,《文学性讲演录》[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33页

② 章熊,2006,《关于中学写作教学几点思考》[J],《中学语文教学》,2006年第10期,第24页

③ 马正平,2006,《高等写作学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98页

 

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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